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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渤把我說哭了:起點太低的孩子,真的還有逆襲可能嗎?

華聞天下2020-10-13 14:15:50

作者:伊 姐(?周桂伊)葉子姚

來源:伊姐看電影(ID:eemovie)


最新一季《極限挑戰》,有一個環節“挑戰”了很多人的“心理防線”。


幾位中年男嘉賓走進上海崇明中學,高考前的“誓師大會”變成一場扎心“測試”。



面對站在操場上的應屆考生,嘉賓總共依次提出六個問題。


回答“是”,即可往前邁六步。答案“否”,則原地停留。




我們看下這六個問題:


  • 你的父母都接受過大學以上的教育嗎?



  • 你的父母是否為你請過一對一的家教?



  • 你的父母是否有能力讓你持續學習一門功課以外的特長,且目前還保持一定的水準?



  • 在你18歲以前,是否有一次以上的出國經歷?



你的父母是否承諾過送你出國留學?



  • 父母是否視你為驕傲,并且一直在親友面前炫耀你?



隨著問題的推進,偌大足球場上的“隊形”一直在改變。


每個問題都有人前進,有人留在原地。最后有人六個問題全部肯定回答走到隊列最前,也有人全部否定回答,最后還停留在原點。



節目組說,瞧,這就是你們的“起跑線”。


之所以“扎心”,是因為殘酷又現實。


?六個問題,看得見的,直指教育資源、背靠的原生家庭,這是孩子們無法選擇也無法改變的東西,卻對他們一生影響至深。



看到這里,所有人都會不自覺對號入座。


有人感謝爹媽,因為自己是那個跑在前面的人;有人心疼自己,因為曾經也是那個原地不動“望著別人背影”的孩子。


黃渤說,父母只能盡力送你到這里,剩下的全靠自己。


這句話讓多少人淚奔。



電視就停留在這一刻,來,我們猜一下結局:那些最后一排的孩子,先天丟分已經那么多,還有可能沖到前幾位嗎?


延伸得深一些:那些起點太低的孩子,在現實世界里,真的還有逆襲可能嗎?


我個人的答案是,首先,請面對現實,教育資源,跟所有資源一樣,稀缺的部分,從來都掌握在金字塔頂端的少數人手中。


北京高考狀元坦言自己與生俱來占有優渥資源、考狀元理所當然,很多人覺得他在炫耀,我覺得他沒有,他只在描述對他而言最平常不過的事實。


賭王兒子何猷君作為麻省理工最年輕碩士,在強者聚首的舞臺也能占據絕對優勢一馬當先。財富自由的下一步是家族傳承,有些人的確不需要去羅馬,他生在羅馬。


但就此下結論,未必太片面,來,看看更多的“大數據樣本”。


最近,看了央視一部紀錄片,只有6集,叫做《高考》。


《高考》是史巖導演拍攝的六集紀錄片,2015年開始在中央電視臺記錄頻道播出。


前兩集,講的是,對于一無所有的家庭,孩子可以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依然是高考。


在六安市大別山深處的毛坦廠鎮,晚上九點,教室里依然燈火通明,學習到凌晨一點,是常態。


孩子們窮到什么程度?


  • 有的學生,高考必須體檢時,才走進一輩子沒走進的醫院;


  • 失去雙親的孫女由叔叔供養,奶奶不見孫女上大學死不瞑目,但考上大學,家徒四壁,學費連拼帶湊都不夠,也是噩夢;


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習成為一種機械的應試技巧,里面蘊含的科學、人文這些值得畢生追求的東西太奢侈。


考上大學,也許還有更大的撕裂的對比等待他們去適應和理解,目的性太強的教育,讓生活也充滿了某種壓抑、絕望和無助。


事情到了這一步,阻止孩子們獲得幸福、獲取積極人生態度的,早已不僅僅是物質的局限,而是父輩因為內心的恐懼甚至懦弱,對結果的功利和偏執。



邊上有8000萬陪讀家長,用盡一切力量,把高考帶來的階級跨越,當賭注對待。


在記錄片的后兩集,也展現出,對于北上廣一些有產家庭,高考這個游戲,他們直接放棄了。因為,北大清華也就在全球排30多名,他們給孩子購買國籍,進入國際學校,放棄高考。


但越是這樣的父母,其實越不會限定“成功”的定義,“讓孩子多一點可能和體驗,但最重要平安開心就好”是他們大部分人的訴求。


假如終點都是不存在的,糾結起跑線,就顯得沒意義了。


教育里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如臨重敵,如在懸崖,而是舉重若輕,若無其事。

如果階級差異真的可怕,我覺得沒可怕在金錢上,可怕在,不同階層的父母,大概率被自己催眠后——


不知不覺中,用潛意識的行為和能力,回答了“我們為什么要接受教育”這個問題。


孩子有沒有起跑線?當然有,但不是孩子本身,排除極端個案,人類出生時的智力差距,不超過20%。孩子的起跑線,是父母自身的心智和眼界。


這世界上,有很多除了錢,一無所有的孩子。


轟動一時的留美學生虐待同學案里,十余名留學生用扒衣服、喂沙子、用煙頭燙乳頭等各種惡劣手段欺凌同學劉某長達七小時。后來其中三個主犯分別被判13年、10年和6年監禁。


可他們的父母,要么飛去美國妄圖賄賂解決、表示小打小鬧何以坐牢?要么憤憤不平,聲稱為孩子官司已經花費好幾百萬,唯獨沒人意識到孩子受到教訓源自為人父母“教育”上的失職和失敗。



最近韓國知名財閥韓進集團的丑聞,也源自總裁的妻子和兩個女兒。女兒被撤職,媽媽因涉嫌打罵員工被限制出境。



姐妹倆從小讀貴族私立,生活奢靡,習慣性仗著家世背景為所欲為,打罵下屬扔水瓶,坐飛機一言不合就讓乘務員下跪道歉,甚至命令飛機返航。



“富家千金”們一系列惡劣行為最終引發民憤。


富有的生活并沒有培養出她們同等富有的心靈,珠光寶氣也遮蓋不住缺乏同理心和包容心的精神貧瘠。


還有更抓馬的,一個叫Lil Tay的9歲女孩,爆粗口在網絡走紅,粉絲超過140萬。


自稱“我是本世紀最年輕的炫富者”。



炫富的方式簡單粗暴又匪夷所思。曬豪車豪宅,曬品牌衣裝,曬自己大街上直接撒錢。


用嘻哈方式懟天懟地懟全世界。一段話N處要打馬賽克。


“我剛買下這部蘭博基尼,你們這群賤人絕對買不起。”

“老娘穿得衣服比你房子都貴,喝的飲料超過你們學費。”



網上很多人指出炒作嫌疑,甚至懷疑為她拍照錄視頻的就是親媽。可不論是真有錢,還是瞎炫富——


這種毫無底線的發揮和操作,對于一個能說出“我沒有父母,我自己生的自己”的9歲女孩來說,是家庭教育的悲哀,某個意義,也預示著孩子的下半生,失去庇護的崩塌。


如果說以上案例離我們太遠,來兩個我身邊活生生的例子。


  • 我的朋友Kevin,一輩子嚴格按照父母的設定,享受父母的教育和認知紅利,考進常青藤,但也因為父母期待太高,過于達爾文主義,他已經接受不了生活最后的平凡面貌。


中年眼看身邊曾經不如自己的人,一個一個超過自己,深受打擊,自我認知不客觀,也阻礙他在親密關系里獲得幸福,45歲,單身,被自尊折磨,常常抑郁落寞。


  • 另一個朋友叫做二毛,普通北京孩子,但在寬松、快樂和有愛的環境里自由成長,父母雖然是等閑之輩,但他小時候,說一句“想自己做個指南針”,父母就動手拿冰棍里的木棍、縫衣針、和汽水瓶蓋幫著一起做那種的。


這種自由的創造力和因愛而得的信心根植在他心里,年過40抓住創業風口,一下成為世俗眼里人生贏家。


命運是十分神秘的。假如起點就是一切,這個算法,也太簡單和粗暴,太不尊重人生的復雜。


一說到階層固化,就要提的英國紀錄片《56UP》里的14個孩子,被從7歲開始跟拍到56歲。



其中唯一一個跳出原階層的孩子尼克,給出了所謂逆風翻盤的答案。


因為他有一對雖然囊中羞澀但精神富饒的父母。從小到大一直得到支持和鼓勵,念書,考學,移民,從“農人”變成“精英”。 敢對命運說“不”,不來自物質帶來的底氣,而是父母的理解,守護住的自尊與自信。


“在家不受委屈,不被欺負,到哪兒我都不怕。”


身為父母,物質賬戶可以不夠TOP,但人性魅力一定要盡量滿格。這個賬戶的復利,是若干年后才慢慢體現出來。


我的觀察和結論是,這個賬戶,有兩個條件:


  • 對生命的理解,自身的寬容,所有人性正面的品質(比如,夫妻可以一直恩愛也要算進來);

  • 對孩子真心實意的同理心、無條件的愛,放低自我的尊重,足夠的陪伴和鼓勵;



在節目的后來,那個“起跑線”測試的最后,跑進前二十名的人里,有人借助“父母給自己的優勢”,也有人是站在偏后排,卻跑到了第二名。


對于下一代而言,一切都是新輪回的開始,命運還沒有出拳,你不要偷懶,選了最不用負責的姿勢,順勢倒下。


如果你不能意識到這點,我只能說一句——


你輸掉了孩子的未來,不僅僅因為你窮。



作者:伊姐(周桂伊),14歲出版小說集,18歲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30歲出版暢銷書《心若寧靜,便是幸福》。專訪明星十余年,愛電影的媽媽,分享光影中的感悟,關于育兒、關于婚姻、關于愛。原創公眾號“伊姐看電影”(ID:eemovie)新書《認知差:你比人生贏家差在哪》全網熱賣中

本文首發于總第664期《中國新聞周刊》

作者:劉子倩


離開了央視,崔永元還是喜歡“病人”這個稱呼,盡管他的抑郁癥早已痊愈多年。


從央視離職半年多,崔永元的曝光率似乎比之前更高。離職前幾年,他主持的節目大多在零點前后徘徊,離職后,他像一匹脫韁野馬,躍過禁錮的藩籬,觀眾們習慣了他在屏幕上的幽默風雅,一時難以接受他在藩籬之外的“不羈”形象。


他會在微博上與人對罵,甚至連飆糙話;他自費百萬四赴日本、美國調查轉基因,拍攝紀錄片,被貼上反轉基因“斗士”的標簽;他的公益基金遭人舉報,被列出六大“罪狀”;他簽下2億天價代言,表態要全部捐出,仍飽受爭議。


無一例外,這都發生在離開央視之后。對于這位新浪微博上擁有570萬粉絲的大V來說,他在微博上“過激”的語言,總會引來網友的驚愕、質疑甚至是揶揄,“小崔,今天又忘吃藥了吧”。


“我其實一點都沒有變。”坐在《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面前,崔永元開門見山,他說現在過的才是最快樂的日子。比如,守著自己的崔永元口述歷史研究中心,整理歷史資料,把玩老物件,翻閱小人書,欣賞老電影。


“就是得盡快轉行”


從正門進入中國傳媒大學,右拐再走一二百米,有一座四層白灰色的樓,中國傳媒大學老圖書館。27年前,這座建筑面積為8400多平方米的圖書館竣工時,崔永元剛剛畢業兩年。但現在,他成了這里的新主人。


與喧囂的校園相比,這里鮮有人至,入口還沒掛牌子。師生都知道,“崔永元在樓里搞口述歷史”,但很少有人能說出這里的全稱——崔永元口述歷史研究中心。


下午四點,碩導崔永元剛剛上班。他多年養成了不同于大多數人的作息習慣,凌晨五點睡覺,下午一點起床,兩三點后來中心上班,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這天,他有些疲憊,因為腿抽筋他比平時少睡了一會兒。他上身穿著一件橘黑橫格T恤,一條卡其色褲子,一雙布料鞋,胸前掛著手工的眼鏡布袋極為顯眼,需要看資料時,他就掏出眼鏡。


在一樓的口述歷史博物館里,擺放著幾張長桌、兩架鋼琴、數個書柜,還有老式臺鐘,展柜里放著八百壯士捐的手雷、聞一多舊居的門栓,墻上掛著淞滬會戰的畫史,甚至在角落里還擺了一套抗戰時期的日本軍服和裝備。“大部分物件,都有上百年的歷史了。”崔永元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在門口附近的展柜里,擺著從清朝到解放后各個時代的老課本。崔永元特意把抗戰期間數學課本的一道習題摘錄出來,掛在墻上:平型關大戰中,敵軍22000人,被我軍消滅6786人,問逃回幾人?崔永元指著習題笑著說,“實際才殲滅了一千多人。看到了吧,當年就是這么宣傳的。”


崔永元是新聞科班出身,又干了一輩子新聞,對追求真相有著特別的熱情。他似乎試圖用這種方式讓年輕人接近真實的歷史。“我會親自錄制解說,灌到手機里,到時參觀者走到哪兒,就會有相應的解說。”崔永元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介紹起老物件,崔永元就顯得不那么疲憊了,話也越來越多。“這是一百多年前的留聲機。”他猛搖了幾下手柄,老電影中的樂曲聲就傳出來。“這音質多好啊,是不是?一百多年前的聲音啊,我是很久以前在美國花一萬多人民幣買的,值了。”他自言自語。


從七歲時,崔永元就開始收藏老物件,“只要是舊的就喜歡”。在這座四層的博物館里,崔永元一共建立了包括口述歷史博物館、電影博物館等在內的七個館室,他將把自己收藏的30萬件物品全部展出。與其他博物館只供參觀不同,在崔永元的計劃中,學生可以通過網上預約系統,在博物館里上自習。“坐著一百多年前的椅子,用著一百多年前的桌子,那看書是什么感覺?”他有些得意。


朋友提醒他,學生缺乏保護意識,頻繁使用對老物件會有損壞。“萬一沒有損壞呢?”崔永元掛著標志性的壞笑反問道,“這不是世界最好的圖書館,但會成為世界上最好的自習室。”


當然,對有些文物級的物件,小崔也心里有數。


他從展柜中小心翼翼地抽出著名將領唐生智和張治中的親筆信原件,“你看人家這毛筆字,怎么寫得那么好?”接著又搬出一本1928年法文版的《北京》,比《辭海》稍大,有半尺來厚,全書彩印,介紹了北京的建筑和風土人情,其中的插圖、插畫制作精美,“這是幾年前花三萬塊錢收來的”。可能覺得還不過癮,他又抬出一套1883年出版的《圣經》,封面是牛皮材質,“現在還沒開館,可以讓你摸一下130多年前的歷史。”崔永元緊緊地護著書,皺了一下眉頭。


許多老物件陸續被抬了進來,這樣的布展還要持續到9月。從懷柔的崔永元電影博物館到他位于河北的倉庫,已記不清這些東西拉了多少趟。


事實上,入駐中國傳媒大學已是兩年前的事。2012年2月27日,中國傳媒大學與崔永元簽約,合作成立口述歷史研究中心及口述歷史博物館。之后不久,媒體傳出崔永元將從央視辭職的消息。7個月后,在中國金鷹電視藝術節上,他證實了欲離開央視赴傳媒大學教書的傳聞。“還是抱定一個想法,就是得盡快轉行。因為你們都知道我在這個行業發展前途不大,我希望五年后評全國十大教授。”當年,崔永元曾這樣說。


“你們愛說什么說什么”


之后的兩年,關于崔永元離職的傳聞從未中斷,偶爾還會竄上娛樂新聞的顯要位置。有記者問起,他也會回一句,“這事沒必要沒完沒了地說。”


實際上,他一直在“沒完沒了”地堅持。崔永元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早在三年前就交了辭職申請,一直未能遂愿。他選擇離開的原因簡單,“精神壓力大,不太適合做節目。”


在同事們眼中,崔永元人緣不錯,沒有私人矛盾,與世無爭。他經常去臺長辦公室,但反映的從來都是業務問題。“所以辭職完全是個人選擇,沒有其他因素。”崔永元說。


但臺里對待“個人選擇”似乎也有差異,比他晚交辭職申請的李詠卻比他提前離職。“這對我是個刺激,他比我影響力大,他能走,為什么我不能呢?”崔永元念叨。2013年9月,他在微博中的一句“麻煩以后不要叫我央視名嘴”再次引起波瀾。媒體不會放過任何捕風捉影的機會。在媒體眾說紛紜的報道之中,央視總編室“不知情”的回復更讓事件撲朔迷離。


“當時主要是在走程序,請辭報告先交所在部門,再逐級上交。媒體問總編室時,或許報告還沒交上來,所以他們可能真不知道。”崔永元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是年11月,崔永元在參加河南衛視《成語英雄》節目時,稱已決定離開央視,將去大學教書。12月18日,他在微博上承認已正式離職,赴中國傳媒大學任教。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在此之前的十余天時間中,他正實施著一場即將引發公眾高度關注和爭論的行動——赴美拍攝轉基因調查紀錄片。


這一切源于2013年9月8日的一條微博。


當時,他看到一則新聞,有人稱“要創造條件讓國人天天都吃轉基因”。他對這樣的語言模式很反感。盡管他當時并不知道轉基因是什么,但他在微博中寫道:你可以選擇吃,我可以選擇不吃。你可以說你懂“科學”,我有理由有權利質疑你懂的“科學”到底科學不科學。你可以說我白癡,我也可以說你白吃。


他未料到,這將是一場口水“戰爭”的序幕。崔永元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難聽的話很快布滿了評論,這讓他覺得“這里面肯定有大事,否則對方怎么這么快就亮劍呢?”


一向“軸”的崔永元正式跟轉因基杠上了。


這幾乎成了他每天微博上必談的話題,最終,他決定赴美拍攝紀錄片。當他把自費100萬人民幣拍攝的40小時的素材剪輯為69分鐘的紀錄片在網上放出后,褒貶聲接踵而至,支持者認客觀中立理性,反對方稱為調查不科學,預設立場。


小崔不干了,“我是學新聞的,什么是預設立場,我拿五萬塊錢雇人在美國找些反轉基因的人隨便拍拍不就得了,我可以投機取巧,但那不是我為人做事的風格。”崔永元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他說,他反對的不是轉基因,而是公眾缺乏知情權和選擇權。“我去美國調查得出的一個結論是,他們可以選擇一輩子吃或不吃轉基因食品,因為所有食品都是明確標注的,而我們就做不到。”崔永元說。


然而,網上的質疑和謾罵聲并未停止。遇到講理的,他會跟對方理論幾句,碰上出口成臟的,他也不含糊,甩出幾句粗話。網民對他的應對方式感到錯愕,這不再是他們心中那個在央視壞笑著的崔永元。


他并不在乎外界的評價。早在他因為主持《實話實說》走紅后的第三天,父母就警告他,爬得越高,摔得越狠。但在他執拗的性格基因中,聲譽似乎可以忽略。“之前你們說我是中國最好主持人,什么媒體良心,現在又說是小丑、公知,你們愛說什么說什么,跟我有什么關系呢?我會因為你們改變自己嗎?”他這樣說。


顯然,如果留在央視,他的紀錄片是無法播出的,甚至赴美拍攝都難以成行,微博罵戰更不會如此激烈。這種束縛對于年過半百的崔永元來說,有些無法忍受。他討厭繁復的會議,反感臺里關于微博的管理規定,“要我們簽協議,不讓說這不讓說那。可我跟人家微博上都掐起來了,我不說怎么辦?”他說。所以,離開,或許也是最好的結果。


逃離體制,崔永元能自由很多。他笑言他的快樂生活方式就是“見到渾蛋就想打”。“網上遇到渾蛋,我就跟你練,練到凌晨四點,熬到只剩下我一個人。我就這么活著,無所謂,”崔永元露出勝利者的笑容,但很快又調撥到幽默模式,“一個人的好壞,誰還不知道呢?我不在中央臺了,也不是道德楷模,不嫖娼就不錯了。”


“時代分化得很厲害,

我的觀念還沒有轉過來”


微博,是崔永元與外界相連的最便捷的途徑。但他自認為還是與時代脫節了。他的證據是自己連長微博都不會發。為了發篇長文,他連續發出十五條短微博。網站看不下去,派了人當面教他。


他也用微信,但不會發朋友圈。他的微信主要是與海外的朋友聯系,遇到老物件可以隨時溝通。一位在日本的朋友發現了他想要的《日本聯隊史》,共103卷,出版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崔永元毫不猶豫,按住語音:“買!”


30多萬件藏品,也考驗著崔永元的記憶,但如此的規模顯然已很難完全掌握。在崔永元的身后的展柜里,擺放著抗戰時期的日本瓷杯——日軍每攻陷中國一座城市,日本國內會為其燒制一款作為紀念。崔永元說,瓷杯已很難收齊,即使要好的朋友開口,他也不會忍痛割愛。助理在旁邊搭腔:“錢文忠老師已經拿走好幾個了。”作為復旦大學的教授,錢文忠也是崔永元的好友。崔永元嗔怪:“他怎么什么都拿?”“我說那是一對不能拆開,他說既然是一對,那先拿一個就夠了。”助理答道。


其實,崔永元很享受朋友“偷”走藏品的樂趣,這也意味著他也終于可以“琢磨”對方一兩個老物件了。當然,他最大的快樂還是沉浸在那個已經逝去的時代中。


在二樓的電影博物館里,中央擺放著大型電影放映設備,墻上掛著1923年的電影海報和1930年代的旗袍,展柜里放著周璇用過的墨盒和胭脂盒,拍《白毛女》時用過的鐮刀,阮玲玉去世時守靈照以及被崔永元稱為國寶的《武訓傳》的劇本。


“威震中國電影博物館是毫無疑問的。”崔永元滿臉得意。他把收集到的史料中頗有意味的內容摘錄下來,貼在墻上。比如,他摘了著名導演沈浮婉拒海燕電影制片廠廠長一職給電影局的回信:解放后我還沒有一部像樣的片子,而拍不出像樣的子的最大原因是我脫離了生活,我原以準備下去生活的計劃,這樣一來,是不是還可以呢。


或許是感同身受,崔永元笑言,他甚至想把這段話拿給曾經的央視領導。除此之外,崔永元摘錄的《平原游擊隊》劇本的審查意見更有代表性:全篇從反面人物和正面人物的對比上看,松井這個人物比較突出,李向陽雖然表現出了機智勇敢,但不如松井老練成熟。這個感覺主要是因為李向陽對敵情估計缺少表現,而表現李向陽機智的地方也是隨手拈來,顯得過于容易。“這就要打回去重改了。”崔永元笑著說。


在旁邊一間館室里,大多展出的是新電影的道具,《十月圍城》里孫中山的帽子,《山楂樹之戀》中的鋼筆和臉盆,《三槍拍案驚奇》開場出現的波斯大炮,囿于空間無法展出的《太陽照常升起》里的拖拉機。與之相匹配的是墻上貼著這些電影的海報,最新的《歸來》也在其中。


在眾多道具中,有一個破舊的銅號,那是馮小剛《集結號》中的標志道具。2003年,馮小剛《手機》上映后,崔永元對這部電影的批評曾被媒體熱炒,在公眾心中,二人一度失和。盡管11年過去了,但崔永元認為這個標志事件令他如夢方醒。


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的初衷只是文藝批評,并誤認為社會依舊有這種氛圍,但媒體的反響和周邊人的反應讓他絕望,“這個社會怎么能這樣,還是只對我這樣,”崔永元日后猛醒,“其實是早就進入互聯網時代了,而我還沒有做好準備。”


在此后長達十年時間,或許算作崔永元對網絡時代的適應期。現在,他聽說為了宣傳電影會專門炮制男女主角的緋聞,也只會淡淡一笑,“這要是換以前,我肯定接受不了,心里會想這他媽還是人嗎?”


如今,對于網絡的喧囂,他習以為常。但似乎仍然難以與這個時代無縫對接。6月2日晚,他在微博感嘆,世界杯都是后半夜踢,簡直是為自己舉辦的。這條微博引來1468條評論,而平時,他的微博評論只有一百多條。“你說這有什么可評論的,就是一句玩笑話,現在是越發無聊的摻和的人越多,要說正經的事,反而沒人關注。”他有些不平。


崔永元也發現了與時代的某種代溝。他問90后的女兒和80后的助理,會不會去看電影《歸來》。兩人異口同聲地拒絕了。“那你們會看什么?”女兒和助理的答案讓他一臉失望:《X戰警》和《小時代》。


崔永元馬上想到一位韓國導演問他的問題:如果沒有禁區,你會拍什么電影?崔永元想都沒想:“粉碎‘四人幫’和‘913’事件。”這位導演說,他們曾想拍光州事件,但解禁之后,拍出來卻沒有人看了。“這個時代已經分化得很厲害,但我的觀念還沒有轉過來。”崔永元對《中國新聞周刊》總結道。


“我不愿匯入這個洪流”


雖然已離開央視,但崔永元離它的地理距離并不算遠。從傳媒大學到央視新址不足十公里。但崔永元從未想過回去看看。“我從來沒有進過‘大褲衩’,以后也不準備進。”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事實上,他原本要參加新臺址的消防培訓,之后才能拿到出入的證件。可在他剛要去的當口就聽到了一個消息,處級以上干部可以不參加培訓。小崔的軸脾氣忽地冒了上來,“出現緊急情況,處級干部就不會迷路嗎?這規定簡直莫名其妙,不發證拉倒,我就不去了。”他對這座標新立異的大樓也頗有微詞,“一個電視臺的建筑和它的精神狀態、品質是沒有關系的。你用世界上最好的設備,但不一定能做出世界上最好的新聞。”


離職之后,崔永元也并不避諱他對央視節目的不滿。“我現在看電視比當時做電視還累。”崔永元說,他難忍受的是節目中的一些做法。比如,現場連線,因為延時,相互打呼就用去十幾秒時間;再比如,主持人說請看VCR(錄像片段的簡稱),這種說法最令他反感,“這都可以扇大嘴巴的。”


這反而勾起他對那個黃金年代的懷念,“想想當年的《焦點訪談》《實話實說》《新聞調查》,那多有力度。不論話題深淺,至少在引領社會的一個思考方向。現在的追求就是完成任務,所以我們看到的是內在的精神品質和追求不斷下降。”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當然,環境也在改造著崔永元。1990年代,他是憤青,領導斃他的選題,他會天天去找領導拼命,節目哪怕一個一個字地修改,也要保證播出。這幾年,他發現自己也在變化,選題不通過,那就多報幾個,節目敏感,就在凌晨播出。“如果還不行的話,那我就真沒得可做了,我已經五十歲了,我學會了妥協。”崔永元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然而,對于原則問題,他仍然還會拒絕。他主持《謝天謝地你來啦》,劇組想把即興表演的劇情提前向演員透露,崔永元堅決反對,“即興就是即興,否則就是欺騙觀眾。”


在中國電視主持人的譜系里,崔永元毫無疑問位于譜系的塔尖,無論主持什么節目,他都會展現詼諧幽默的主持風格,他的節目鮮有爭議,更多的是溢美之詞。盡管隨著時間推移,他節目的收視率越來越低,但這并不影響他在譜系中的地位。


離開央視前,他最后一個節目是《小崔說事》專訪作家系列。這是他最喜歡的。但領導很快要求停掉這個節目,原因只有一條,收視率太低。若干年前,崔永元就曾喊出收視率是萬惡之源,他不想給收視率封殺自己的機會,在領導正式把節目拿下之前,他主動把節目停了。


如今,他也在反思,央視總在尋找老少咸宜的節目形式,一個節目就能網羅所有年齡階段的受眾,“世界上都沒有這樣的節目”。崔永元說。


離開央視,他不再憤青,保持微微的憤怒,學會了妥協,但離開央視后,他可以自由地掌控妥協的尺度。而同時,他也延續著做新聞時的理想主義,他情愿去相信自己的博物館開館后,所有物品不會被損壞,不會丟失,他愿意暢想,坐在博物館里上自習的師弟師妹們不經意間發出去的一條微信和微博,會引起其他高校學生的羨慕和嫉妒。他甚至希望博物館的自習向全體公眾開放,哪怕預約的是一名乞丐,他也一樣歡迎。


在傳媒大學,他開了口述歷史的課程,負責講口述歷史概論,一年只授課四次,頭一次課就來了三千多人,他不得不更換教室,把授課改成了講座。


這種氛圍是他想要的生活。他還成立了公益基金,接了2億代言費的廣告,他試圖向公眾傳遞一種理論,慈善不是施舍,它只是一種生活方式。公益基金遭舉報,主管部門核查后順利過關,但他卻改變了主意,做公益還招人罵,所以媒體不花大力氣“贊美”他,他不會把承諾的2億代言費捐出來,“扣了稅是一億三千萬,我就不捐,我天天花天酒地,每次請二十個保鏢,十幾輛車跟著,你們管得著嗎?”他說,他就想把對慈善的錯誤觀念扭轉過來。有人勸他,在中國做慈善就要忍辱負重,他又軸了起來,“那是他還沒被辱到一定份兒上。”


在他看來,一些圈內人士一輩子只做兩件事,出名和維護名聲。但他計劃用三年時間把名聲抹掉。與學生們一起坐在博物館里看書,沒人過來索要簽名,走在校園里,人們最多指指說,那就個是過氣的主持人。


他低頭看了眼手機,突然不解地說,“公知”如今居然成了貶義詞,“我倒是很喜歡,我自稱‘公知’還怕不謙虛呢,”在他眼里,當公共知識分子都成為壞詞時,這個社會或許出了問題。所以,他仍然喜歡“病人”這個稱呼,“如果我現在是正常崔永元的話,就證明我認可這個社會的病,我寧肯頂著這個稱號,與這個社會格格不入,因為我不愿匯入這個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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